发布日期:2014-03-14

    人才是事业之本，伟大的事业总是同大批杰出的人才相联系。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邓小平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结合新时期党的历史任务，从不同的角度反复阐述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引导全党逐渐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邓小平人才理论。
    一、把人才问题提到组织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及时把人才问题作为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之所以把人才问题提到组织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是因为党的组织路线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就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需要一大批能够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人，社会主义现代化由谁来干，就是组织路线问题。选政治上不合格的人来干不行，选那些平庸无能、无所作为的人来干也不行，只有把成千上万的人才选拔到各种合适的岗位上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任务极为繁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许多领域我们还要瞄准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没有大批优秀的党政领导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宏伟历史任务的。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人才问题是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重视培养、开发和使用人才，正是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靠人才。邓小平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当中国经济已经获得新的发展时，邓小平又把人才同机遇联系起来加以论述。邓小平反复强调：机遇难得，人才难得。这两个“难得”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抓住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必须重视人才；没有人才保证，就无法抓住机遇，也无法用好机遇。
    二、提倡在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１９７７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率先倡导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谈话时强调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他把人才工作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的高度来认识。
    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的观念的影响，广大知识分子曾受到歧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鉴此，邓小平多次阐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极力扭转轻视知识分子的局面。他说：“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提出，驳斥了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谬论，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彻底打破了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纠正了党内外存在的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上，而是落实在知识分子的使用上。他认为，在选拔干部时，应把那些德才兼备，又有一定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去发挥作用。他要求：“我们要逐步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同上，９８页）
    邓小平坚决反对浪费人才，要求真正做到合理使用人才。他认为，现在科技人员的使用存在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为了克服这一现象，必须想方设法打破地区界限、部门界限，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恰当。他认为人才的流动是人才开发的重要途径，提倡把接受华裔学者回国和派人出国留学，作为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措施。他还亲自对留学人员回国后的生活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作出具体指示，深情地希望留学人员回来报效祖国。
    三、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选拔接班人问题
    邓小平认为，选拔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按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对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老干部由于缺乏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又由于年龄的关系而精力不足，工作起来力不从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邓小平主张通过大胆选拔年轻人才来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他提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一批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政策，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勇于探索的干部。由此，邓小平主张一方面要努力解决老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问题，以便使他们能够退居“二线”，直到退休；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以便使他们尽早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邓小平多次指出，培养选拔接班人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老干部应该把它作为第一位的重要任务。为此，他向老干部提出希望，要求他们相信、培养、任用年轻干部。针对有人担心年轻干部能否胜任各级领导岗位的工作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要相信年轻人能干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仅年轻人没有经验，老同志同样也没有经验。他提倡，对于年轻人经验不足、不够成熟的问题，老干部要发挥作用，帮助培养年轻干部，使他们尽快成熟起来。
    四、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机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要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首先就要勇于革除用人问题上的弊端。在他看来，当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弊端主要有三点：第一，官僚主义严重，部门与部门之间职责不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既埋没了人才，又浪费了人才；第二，干部管理权力过于集中，难以及时发现人才和正确使用干部，专业人员的特长难以发挥；第三，在用人问题上存在着家长制作风，封建色彩浓厚，突出的表现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此，邓小平认为，要克服领导干部制度的这三个弊端，关键的任务是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而在选人用人上，在考核干部时，就一定要真正走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干部使用责任制，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
    从制度着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改革组织人事制度的又一重大举措。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干部的选拔、使用和管理制度的同时，还反复提出必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正常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为此，邓小平以身作则，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但中央认为他逐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１９８９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请求，实现了他最终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愿望。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远见卓识，以及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崇高历史责任感。在邓小平的带动下，党和国家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了新老干部队伍的顺利交接，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管理制度。
    邓小平对青年人才的成长、发现、培养和使用问题尤为重视。他强调，要为青年人创造尽可能好一点的条件，尽快使青年人才脱颖而出。１９９２年初，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在邓小平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我国干部队伍在年龄结构方面，已基本形成了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梯形结构的格局。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内涵丰富，认识深刻，富有远见，特色鲜明，是邓小平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邓小平的人才思想，对于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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